一边是旧有的出租车体系，难解社会日益严重的“打车难”困境；一边是“移动出行”快速崛起，成为重要的市场补充力量，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城市出行方式。然而，“移动出行”在崛起的道路上，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。
今年7月，快的打车推出“一号专车”；一个月后，滴滴打车推出名为“滴滴专车”的业务，旨在满足出租车之外的中高端市场需求。不过，这一“专车服务”推出不久，便遭到部分地方相关部门的管制。
8月12日，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禁令，严禁将私家车辆或其他非租赁企业车辆用于汽车租赁经营。10月，沈阳市交通局首次将这类“专车”认定为“非法营运”。发轫不久的商务租车，一时间陷入困境。
商务租车“隐疾”
在交通日益发达的今天，打车难依然存在。有统计数据表明，目前全国共有110万辆出租车，每天服务单数约4000万单，每年创造约4000亿的市场规模，但是每天仍有40%的打车需求无法满足。
面对日益加剧的打车难题，移动出行走上前台。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出版的《2025年的互联交通》研究报告指出，解决由不断增加的交通量带来的问题的方法便是互联交通，互联交通管理服务商将发挥重要作用。
类似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所说的互联交通平台正在中国兴起，例如易到、Uber都是这样的商务约车平台。今年7月快的打车推出“一号专车”；一个月后，滴滴打车推出名为“滴滴专车”的业务，剑之所指也是商务租车。它们成为商务租车服务的信息调度平台，由汽车租赁企业提供车，劳务公司提供司机，一旦平台有乘客约车，后台迅速匹配，为乘客提供服务。
实际上，商务租车已成为发达国家解决城市多元化出行需求有效方式。在满足中高端出行服务需求方面，国外纷纷通过发展商务租车途径来解决，有统计显示欧美国家的商务租车数量是出租汽车的数倍。
不过在中国，这一专车服务推出不久，便遭到部分地方相关部门的管制。8月12日，北京市交通委下发通知，严禁将私家车辆或其他非租赁企业车辆用于汽车租赁经营。
日前，沈阳市交通局也明确表示，部分客运车辆租赁企业与私家车主借助“滴滴打车”等手机软件平台，在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情况下，以提供“专车”或“商务租车”服务为名，从事非法营运活动，将依法对这一违法现象开展专项整治。
据悉，目前我国不允许汽车租赁企业提供“带驾”业务，例如神舟、一嗨租车公司只能提供车辆。司机服务要找劳务公司，享受租车带人的商务约车服务，乘客得找两家公司。“这使得商务约车服务极不人性化，很难满足消费者便捷出行的需求”，一位曾供职于北京某汽车租赁公司的人士向中国经济网记者抱怨。
来自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一份数据显示，2014年，中国租车市场规模将达380亿元，复合年均增长率约超过27%，租车公司拥有的汽车总量将超过40万辆，对比美国租赁汽车的数量500万辆，中国租赁车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国家公车改革，将释放出来的汽车租赁市场需求有望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，而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，这股需求对市场产生的蝴蝶效应更加庞大。
然而，无论与40万辆还是与500万辆的需求趋势相比，目前我国各地租赁公司拥有的车辆都是杯水车薪。“以北京市场为例，在汽车限购政策实施后，北京对汽车租赁业的备案制管理调整，新开业公司的注册资金门槛在500万元以上，目前北京100多家大小汽车租赁公司仅拥有不到两万辆车”，上述人士称，“多种原因下，私家车已经成为商务约车服务中的一支主力军”。
租车市场上的“VIE结构”模式
业内人士对中国经济网记者透露：“目前这些公司的专车服务都是通过一种挂靠模式来实现运营的。私家车挂靠到汽车租赁公司，而司机本人则要挂靠到劳务公司，以此获得市场准入资格”。
这类似于至今仍备受关注的VIE结构模式。VIE(VariableInterestEntities)在国内又被称为“协议控制”—“对于私家车而言，汽车租赁就是一个特定行业，它们不具有市场准入资格的，无法租赁经营。但通过挂靠租赁公司和劳务公司，私家车参与商务租车就变成了租车与代驾，从单个环节来看没有违规之处”。上述业内人士认为，这是VIE结构模式在商务租车领域的创新，“VIE模式实际上是在一种政策、法律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，企业所采取的一种应对和变通方式。这种方式规避了法律禁令，又实现了企业的发展需要，最关键是给消费者最大保障和权益”。
“严格来说，商务租车或者约租车在法律上仍是空白”，发改委综合交通研究院院长张国华对中国经济网记者指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是我国道路运输行业的行政法规，其所调节的内容为客运、货运、道路运输相关业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释义》，客运包括班线客运、包车客运、旅游客运、出租汽车客运四种模式。
“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中对包车客运的定义是：以运送团队旅客为目的，将客车包租给用户安排使用，提供架势服务，按照约定的起始地、目的地和路线行驶，按行驶里程或者保用时间计费并统一支付费用的一种客运方式”，张国华称：“显然，约租车不在这一范畴之内”。
上述业内人士也表示：“坦白而言，这种VIE结构模式是适应市场需求而生的，同样也是事出无奈的险棋，这恰恰反映出法律监管、市场机制的不完善。政府要做的是尽快将其纳入合理的监管体系里，让它由野蛮生长变为正常发育。需求摆在那里，如果只是强行叫停无疑是历史的倒退”。
类似的观点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(微博)也曾多次呼吁：“对于出租车行业而言，不能只看到垄断经营带来的眼前利益，而应把目光放长远，如果能够放宽市场准入，鼓励通过市场调节价格和供需方式，或能创造出更大、更多元的市场需求，带动行业更好发展”。
约租车崛起正当时？
9月30日，交通运输部出台《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(下称《规定》)，其中第二十条规定：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出租汽车发展规划，发展多样性、差异性的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。该《规定》自2015年1月1日起实施。
“这无疑意味着约租车这个新的‘移动出行’方式会受到更多鼓励。随着这个政策的出台，部分地方政府对约租车制约可能会被叫停”，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网记者，通过商务租车领域的VIE结构模式，将为未来解决数量庞大的黑车提供另一种思路，从而解决打车难的问题。
无独有偶，今年“两会”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李书福也在提案中建议，放开出租车数量管控，建立市场准入标准，允许符合标准的“黑车”司机加入出租车运营，让出租车企业在市场的竞争中逐渐优胜劣汰。
